现代的消费主义也是如此,你说故事没道理肯定是不对的。人心就是如此,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世人的贪欲都是这样,也就是所谓的“得寸进尺”、“得陇而复望蜀”,按理说是没有止境的。
而对于君王的贪欲来说,则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辩驳,那么肯定是辩不赢的,因为这都是理欲之辨的老套路了,祭出“象牙筷定律”就意味着不能顺着对方思路来了。
这时候,张宇初忽然开口道:“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
张宇初的应对之策,同样没有出乎反方的预料。
因为理欲之辨,归根到底还是落在人身上,而只要是人,就有欲望,这就是正方的跟脚所在,你可以指望普罗大众提高思想觉悟,但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舍弃大部分欲望,哪怕是苦修者类型的卫道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张宇初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之有欲无可非议,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欲同样不是恶,也不可根除,这就相当于你不能为了“非礼勿视”把自己双目给挖了似的。
眼见正方避战,开始回避话题,反方辩手们顿时气势为之一振。
高逊志乘胜追击道:“存天理,灭人欲,明道先生(程颢)有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实际上,自北宋开始,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成为当时思想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宋代天理人欲之辨发端于张载,成立于二程,至朱熹而集大成,在这个命题上,二程是高度统一的,他们都把“理”或“天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它视为宇宙的根本原则。
胡俨亦是振奋出声:“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所谓‘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大谬矣!君子慎独,陈明本心,便是要去喜怒哀乐于己身,人欲有何不可去除?”
王允绳这时候也跟着帮衬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是天理之件数,故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显道心。”
说罢,王允绳还瞪了一眼汪与立。…。
看看,这才叫理学偏右的攻击性。
什么“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看看你师道先生说的是什么话?这是我辈卫道士能说出来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才是正道。
显然在理学极端保守派的观点看来,天理和人欲是高度对立的。
而按照胡俨引用《朱子语类》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心追求的是耳目之欲,过分了是有极大危害的,而道心追求的是天理或义理,因而是精微的,人们只有克服私欲,才能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眼见局势有点一边倒,但也不好说太狠的话,只是轻飘飘地说道。
“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减。”
意思就是理解把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作为保全生命的前提条件,但也反对人们沉溺于私欲,因而减损天理。
呃,咋说呢,这种表态在一群理学极端保守的卫道士里,已经算是很平和的态度了,完全是看在姜星火的面子上才没下狠手。
今天反方们寄出来的大招,还是朱熹留下来的那套,朱熹早年曾受业于胡仲原、刘彦冲,二人皆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直到而立之年才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但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庞杂,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这三板斧,而“主敬”、“穷理”、“躬践”这三板斧的问题,其实姜星火在江南治水告一段落时讲学的时候,就已经大致拆解过,这里面的东西,都跟理、欲之辨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朱熹的学说主要就是围绕“理与欲”的关系而展开的。
杨士奇这时候眼见局势一片大好,虽然心中对始终没出声的姜星火和姚广孝有忌惮,但也晓得这时候是开口的好机会,于是说道。
“诚如朱子所言,有天理便有人欲,便似天理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好,便有人欲冒出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理本多,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出来的,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但这种关系同样是此消彼长的,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绝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
接着,杨士奇又举例道:“譬如楚汉之争,刘邦项羽相拒于荥阳、成皋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这时便需安营扎寨,慢慢苦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王叔明何须玻璃窗?便是苦捱,又真能一病不起吗?”
显然杨士奇的观点属于右中右了。
这时,姚广孝忽然开口,大笑道:“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太学之会的辩手们先是一愣,旋即是曹端想到了什么,然后是关学的杨敬诚面色变得古怪,这种古怪,就像是无声的浪潮一般,开始蔓延开来,整个会场都变得寂静无比。
“怎么念了一段佛经就不说话了?”
这把旁边正听得尽兴的留学生们给搞蒙了。
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刚才理学阵营的卫道士们正在穷追猛打,怎么忽然就跟身前出现了哥斯拉一样马上就给吓停了,更不明白区区一段佛经,怎么就有集体沉默的效果。
别说是胡汉苍和吕恭这种新来的留学生不懂,就是李杰、贺段志也闹不明白。
最后还是带他们来的小胖子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了过来。
这里面是有个说法的,之前说过,朱熹早年学佛,而他的三板斧里的东西,很多又是缝合出来的,为了解决体系内已有的bug,不得不从体系外找补丁。
而朱熹讲的天理和人欲,实际上追根溯源,是北宋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另一种说法,但张载没有说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派生的,只提到天地之性是形而上的本体,而气质之性是形而下的表现。
实际上,张载的人性论来源于佛门的佛性论,他的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理论,在过去的儒学体系中,无论是孔孟荀时代的先秦儒学,还是两汉经学,亦或是魏晋玄学,都没有任何依据,而是佛教“真如佛性”的翻版。
正因为如此,博学的曹端才最先反应过来,而关学传人杨敬诚,自然也晓得自己流派祖师张载的理论是怎么来的,而后就是其他大儒。
如果光是借鉴,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儒释道三教发展了上千年,互相借鉴的地方多了去了。
但问题就在于,之前说过,朱熹早年是学佛的,朱熹构建的体系,是以天理为人心的“本体”,且这个天理也是净洁无瑕的,但这在传统儒学体系中也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这个根据哪里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