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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1页）

锦绣其实并不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她是个随缘的人，她相信她的缘分还未到，急也急不来。她把这套话用来宽慰她的母亲，却不怎么受用。她母亲天天揣着她的照片，四处奔走，像一个推销员一样试图把自己的女儿推销出去。她母亲的观点是，一个女人，25岁以前是你选人，二十五岁以后是人选你。所以，趁着二十五岁，最后挣扎一把，说白了就是负隅顽抗。一颗待嫁的心就这样攥在她母亲的手里，像一枚定时炸弹随时都准备被抛出去，分秒必争。几个月下来，锦绣的照片被她汗津津的手捏来捏去，捏成了一张大花脸。一日她母亲回家，人还未进门，声音就先唤上了，说：“锦绣，有门路了。”锦绣问：“什么门路？”母亲气喘吁吁地往沙发上一坐，汗水顺着她的发梢往下滴落，看样子是跑着回来的。她说：“拾掇拾掇自己，这个周末，相亲去。”锦绣嘴一嘟，说：“我不去。”她母亲把眼睛一瞪胸脯一挺，说：“你敢。”在锦绣看来，相亲是极其丢脸的一件事情。你一旦去相亲，就证明自己嫁不出去。嫁不出去的人多得很，但谁都不会傻呵呵地去承认。死撑着在春天里冒出一脸的痘的脸皮。她半耷着眼，见母亲不依不饶、呼天抢地在家里闹了好一阵，什么难听的话都说了出来，即使心里有再多的不情愿，也只得低眉顺眼地答应了。答应是答应，但做不做得好是另外一码子事。锦绣一贯是一个“外化而内不化”的人，与这个社会处处矛盾。在她上大学那会儿，有过一个男朋友，那男朋友是真心地待她好，她一度以为可以与他白头偕老。那时他在国外读书，偶尔也会找借口回来看她。耍了两年半的朋友，真正相聚的时间其实手指脚趾搬一块儿数差不多。久而久之，在这份爱情里，喜悦占了一半，忧愁占了一半，但谁都硬忍着不说。每次她去机场送他离开，都红着双眼，像孩子一般拽着他的衣角一言不发。她把所有的不舍都藏在沉默之中，这种沉默让旁人看了也生出几分心疼。那男人过了安检都还不停地回头望她，向她挥手让她走。她为了掩饰悲伤，总是左右晃荡着身体，使他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当他一拐进去，实在看不见了，她便失声痛哭起来，哪怕有再多的人围观她也不管不顾。那时，她实在不知道，下次再见他，又该是什么时候，那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等待，这种等待多少有点天真，她自知却又不敢去面对，好像一旦面对，把这层纸戳破了，活着便连个盼头也没有了。后来，到底是多久锦绣也说不清楚，三月初还是二月底，反正是春天。春天是狂躁症和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那男人突然犯了哮喘。他从小就有哮喘，好几次差点要了他的命。那天他也许也曾试图与命运挣扎一番，但这挣扎微不足道，没多久便没了气。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朋友的时候样子看上去很平静，似乎是一件与她无关的事情。她一边用茶杯里剩下的水浇着她的花，一边埋怨道她连他的最后一眼都没见着，兴许他还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她的语气里有一种事过境迁的豁然，偶尔她还抬头对她们微微一笑，好像是在安慰着对方。她这样一做，别人的眼泪反倒下来得更快。她伸手把她们的头揽在怀里，说：“哭出来就好了。”锦绣那时心里什么也没想，是广袤无垠的荒野上寸草不生。只有她知道他还没有死，他活在她的内心深处，永远都不会老。这应该是她“外化而内不化”最成功的例子，她一直为此感到骄傲。锦绣的母亲一向未雨绸缪，恨不得化了锦绣的身。她认为锦绣嘴笨，不太会讨男人的欢心，生怕别人误解了锦绣的迟钝，其实是不解了锦绣的风情。她一遍一遍教锦绣说话，这话放在她那个年代都是一些俏皮话，放在现在，都是一些蠢话。她对锦绣说：“要是那个男人问你，为什么都25了还没男朋友，你就说，你其实根本不急，要不是妈妈催得紧，你还想考个研究生，学习总是好事情。这样一说，不失清高，还把问题的实质给掩盖了过去。”锦绣心想，情况本来也就这样。谢天谢地。锦绣的母亲得上北京参加一个关于女子维权的会议，她是几个社区联合推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当她得知这个消息后，情绪几度失控，大家都说，看把她给高兴得。其实她是在犯难。她一一与群众握手，每一双手都饱含了深情，她握着它们久久不肯放开，心里想，选得可真是时候啊。那天夜里，她千万次地问自己，她是应该去维护广大女子的权益，还是应该去维护自家女子的权益。她把熟睡中的锦绣摇醒，问她：“我不跟你去，你一个人能行吗？”锦绣不耐烦地把被子拉起来蒙住头，说：“又不是搞革命。”第二天一大早，锦绣的母亲便买了一大束鲜花去请教她的上师。她把情况大致地跟上师讲了讲，上师一直闭着眼睛，也不知有没有听进去。半天，上师才缓缓问道：“你信的是什么教？”她愣了一下，觉得上师明知故问，事定有蹊跷，答：“大乘佛教。”上师说：“既然知道，还不走。”她一下子理解了上师的意思，对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她是从那一刻起突然意识到她身上原来是负有使命的。她想，大师果然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