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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第1页）

张宁平的回应有效地安慰了那个弥留的中国女人，她停止挣扎，闭上了眼睛，在宁平的手里安然逝去。那只手渐渐凉去的时候，宁平才魂兮归来。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回家的。那段归路到后来，到永远他都不记得过程了。一直要到那天晚上，街灯燃起，他的女儿带着外孙们来看望他，帮他亮起客厅的灯，才惊骇地发现，他在沙发上枯坐了一整天。

其实，这样一个由音节组成，以这种方式抵达的消息，其可靠性十分存疑——它有很大的重名的可能。你甚至可以将它解释为一种受张宁平本人潜意识控制的臆想。但仿佛有心灵感应一般，宁平自听到它起就没有怀疑过它的真实性，亦没有怀疑过它的来处。

后来，若莲说：“我知道该如何验证它。看，这个消息里涉及了四个人：若莲、宁平、宁秀、‘我’——也就是燕飞。”她在纸上写下四组数字。第一组：若莲的生日，若莲离开上海来美国的日子。第二组：宁平的生日，宁平被送去戏班的日子，宁平被找回的日子，宁平离开上海的日子。第三组：宁秀的生日，宁秀成年礼的日子，宁秀离开上海的日子。第四组：燕飞的生日，林季新第一次出现的日子、第二次出现的日子。“组合这四组数字，去我们的那家瑞士银行试密码。”

当年张雪亭给大家在瑞士银行各开了一个户头，凭账号和密码支取。所有人的账号张雪亭都有一份，后来给了若莲，密码则由各自设定。

最后，试出来的结果是：若莲离开上海的日子、宁平被送去戏班的日子、宁秀成年礼的日子、林季新第二次出现的日子。

至此，消息被证实确凿无疑。自此，他们开始了漫长又艰难的过程——试图联络燕飞，未果。试图申请回国探亲，被拒。试图托付可靠的人回国寻找，没有用。在这穷尽心力的追索中，他们知道了当时国内发生的事。每一桩，每一件，都让他们的心往下更多沉一分。

若莲年事已高，不能理事，具体事务都由小凤仙、宁平、宁秀经手。他们先查了那个握着宁平的手逝去的女子，发现那是一个偷渡客，在此间没有身份，没有亲人，打着一份艰难的黑工。她的老板大概是唯一了解多一些情况的人，但他并不愿意就这个人的事同他们多谈。宁秀一次一次上门，一次一次朝他弯下腰去，鞠躬再鞠躬。终于，他把她介绍给了另一个老板，那里，有那个女子同船来美的几个别的偷渡客。从这些人的口中，他们得知，那个消息是由另一个人带来，请他们在华人圈中传递。再往下追，发现那个人也是从别处听来——他从云南出境，取道缅甸，再几经辗转，来美寻亲，消息是在缅甸偶然得到的。至于上一个人又从哪里带来了这条消息就再也不知道了。顺着这条线的追索是让人沮丧的，越查甚至会越觉得那来路越发匪夷所思。要不是若莲发现的银行密码的秘密，小凤仙都会忍不住再三再四怀疑。

“从这条消息的传递路线你可以猜到，燕飞那边是一种怎样的情况。”若莲闭上眼睛叹息：“这其实不是求救，这是她的遗言。她的意思是要我帮她把她的钱转交给她的孩子们，因为她已经用不上了。多年以前，你外婆的一个朋友用这种方式向你外婆托妻寄子。”

那时候，张雪亭得到消息后不曾负他，谁知他九死一生度过绝境，重又归来。从此将张雪亭纳入他的羽翼，以性命护之佑之。这才是张家发迹的肇端。这件事，燕飞知道，若莲也知道。

“不用顺着这条线查了，没有用。”若莲说，“想别的办法吧。”说到这里，她停了一停，“其实，也许别的办法也不会有用，燕飞发出这样的消息已经在表示事不可为。”

若莲猜得一点也没错。这的确是燕飞对今生作出的最后托付。那时候，她被揪出来批斗，以八十高龄受尽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屈辱，恨不能速死。之所以倔强地不肯求死，就在于她觉得自己没有对宁平宁秀有个交代。啊，并不曾一丝一毫奢求原宥，也不曾作倾吐之后就被救赎之想，只是固执地觉得，她欠他们一句道歉。就算他们不需要，但那是她欠的，不还，连求死的资格都没有。“也许，这就是报应吧。”燕飞想，老天之所以让自己活这么久，便是刻意让自己领受这些的。不然，这样的年纪早就该长眠了。燕飞不知道，其实正是她的高龄救了她——她已经年老到经不起太激烈的斗争方式和真正残酷的折磨。而据说如果她一旦死去，她所在的这一片将被迫选出一个新的斗争对象来代替她。所以，她所遭受的那些，固然是她想也不曾想过的，但却已经是那个时代最轻微幸运加上文明的了——人们更多地从精神上批斗她，落实到肉体的，不过是罚站、打耳光、揪头发之类。这些还往往是由中老年妇女来执行。那些孔武有力，热情万丈的少壮派看不起她这样的死老虎，把他们的精力消耗在了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小军便是其中的代表。

燕飞对小军的经济支持一直坚持到1962年。那时，小军已经十九岁。燕飞深知，人人赤贫之下，一点点财富都会招来横祸，更何况自己老且孤，只能加倍谨慎。故，她殚精竭虑，变换了好几种方式来做遮掩。她最开始托付的朋友，帮忙转寄了几年汇款就自顾不暇，实在无心亦无力管这闲事。燕飞只能每隔一段时间坐公交到另一个区去汇款，可后来发现，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她这样的行为会给高度警惕的群众们以无穷发挥空间，赶紧停止了。左思右想之后，她找到小军，请他帮忙照顾她：比如帮她排队买回生活必须的副食，比如帮忙生个炉子等等，作为交换，她负担他的生活。她这样的要求对于当时的小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的生活来源，他自以为的不知在何方的父母寄来的钱，不知为何已经断绝了两个月。于是，对她颇为感激，亲亲热热地唤她一声“阿婆”。谁知燕飞冷冷地阻止了他：“我和你什么关系也没有，不要叫我阿婆。”这样一瓢冷水不留情面地兜头浇下，让小军的自尊心狠狠受了一点伤，僵立半天才反应过来，讪讪地回一声：“晓得了。”这样的冷漠甚至是刻意的打压在他们的关系间长久持续，让他也曾想过负气地往帮她买的吃食里吐一口唾沫以示不屑不甘，但终究还是一次也没有。小小少年其实和他那个他完全不记得的父亲一样，在秉性里怀着一丝宽厚和克制——在小军母亲污言秽语挤兑到燕飞都觉得他可能再也忍受不下去的时候，他也不曾冲破最后的底线。

小军并不明白，这是燕飞用自己的方式在保护他。不要靠太近，不要被她所累。不要靠太近，也就不会生出更多的念想，不会被考验人性。这样的保护后来被事实证明是必要的。但是，年轻的时候他却看不清楚。当时，倔强少年少不了“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屈辱感，少不了他朝我若扬眉必吐气的狂想。所以，当1966年那令所有人疯狂的浪潮席卷而至的时候，他虽然心怀一丝恻隐，没有去动燕飞，但却也不曾试图保护她。他当时沉浸在对自己伟大未来的规划中——他敏锐地看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打破固有规则，向这世界夺取更多东西的机会。他小心经营，表现出无比的忠诚高度的热情和谋定而后动的智慧，一步一步朝他想要的东西靠近，同时却并没有真正陷入狂热。他并不曾意识到，这些能力并非天赋亦非学校生活可以给予，这里面其实深藏着燕飞的影子。当他偶尔回到他的旧居的时候，看到颤颤巍巍满头白发的燕飞站在高台之上，胸前挂着“婊子”、“破鞋”字样的牌子的时候，他虽有些难过，亦没有想到伸手去扶上一把。他只是转过头不去看，略略加快脚步，尽量从容地离开了现场，并且很久不再经过那个街区。在他走后，一种说法流传开来：每个片区必须要有一定数目的坏分子，如有死亡，须得票选出新人顶替。据说这是在外地已经被执行的新政策，上海虽然还没搞，但很可能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