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在当时是个新鲜玩意,能上电视更是个新鲜事。我们的“生意“很好,除了镇政府的宣传报道活动是免费的,其他单位都是有偿服务,创收解决了站里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每一周我们汇总编辑一期本镇新闻,稿件录音既作为广播新闻播出,又可以作为电视新闻的解说词,一录双用。每周的电视新闻,都有我的片头口播镜头,我是全镇出镜最多的人。我的时间很宝贵,除了日常工作,自考学习同样不能耽误,花了费用就要好好学,只有学得扎实才能顺利完成所有科目考试。每次去县城参加自学考试,我都会抽空去县电台拜访何老师,向他讨教播音知识与技巧。何老师对我的指导很细致和耐心,他说播音这一行,嗓音条件是门槛,也属于先天性的条件,后天是没法弥补的。按通俗话来讲,这是爹娘给我的“一碗饭”,给了我一副好嗓音,适合干播音这一行。何老师对我未来的发展走向,也给出了建议。他说,全国招考和培养播音员的大学,只有北京广播学院这一所学校(现更名中国传媒大学),一年就一个班,学生毕业后都是分配到省级和大中型城市的电台或电视台,一般地区台和县级台的播音员只能从社会上挑选招收,女播音员相对容易招到,男播音员比较难找。不过,县级台的播音员一般不会把这个岗位当作终身职业,到了一定年龄后,会转行到文字编辑。所以他给予我的希望是:勤奋学习不断提高播音专业水平,今后能调到县电台接他的班。二十三我的图像不时出现在电视上,声音经常回响有线广播里,我成了通镇的小名人。记得有一次上街买点生活用品,忘了带钱,商店售货员对我说:“你先拿去吧,过后再来付钱,你是播音员,不会赖账,也跑不了,全镇就你一个,好找。”和郭师傅去到乡下拍摄新闻报道,附近的村民总爱围着我看,像在观赏一件稀奇“物品”。在他们眼里,播音员是神秘的,让人羡慕的。如今,这种职业的光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渐褪去,人人都可以当主播,什么网红、直播一抓一大把,看得多了,看得烦了,都懒得搭理和关注了。我有幸在那个年代从事了这份美好的职业,一直都在带给我美好的回忆。刘站长是通镇土生土长的人,朋友多饭局多,有时会带我着我一块出去吃饭,因为我能给他“长脸”。我的名气比他大,但是归他管,是他下属,吃饭时我坐在他身边,帮忙端茶敬酒,刘站长很有面子,而我能够有机会做点小事感恩刘站长,也很荣幸。我在想,假如刘站长当初遵从个别镇领导的意见,也极力偏向选定企管会的那位女孩当播音员,那他的答谢酒宴都会吃不完,估计吃了喝了人家还有礼品相送,同时个别镇领导也会对他更加尊重和好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是好人!在基层这样的环境里,能做到公正无私、抱诚守真,委实不易,我没有经济能力和背景关系,报答刘站长的公正之情,即使他不在乎这些或者根本就不图我什么,我还是觉得内疚。向他的朋友们敬酒,帮他代酒,能给他带来情感上的自豪和愉悦,我的心情多少会舒缓一些。为此,郭师傅几次提醒刘站长,让他尽量少带我出去喝酒,播音员要爱护嗓子的,辛辣的食物和酒水要少吃少喝。刘站长不以为然,强调县电台的行家都说了,小刘的嗓音是天生的,没那么娇贵,没事的。后来,郭师傅多半安排我晚上值机,我下午的晚饭就只能在食堂吃了,刘站长由此对郭师傅有了一点看法。因为我的“嗓子”让他们产生了一丝间隙,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劝解。端着父母给的“饭碗”,我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觉得沉重,我会不断忆起九泉之下的父亲,他的有生之年虽然没有为我创造任何物质条件,但我的嗓音就是他给予我的“财富”。幼年丧父,我是不幸的;具备天生的播音条件,我是幸运的。世间所有的父母都是伟大的,他们“塑造”了孩子们的肌肤、容颜、声音、情感、思想……这已经足够了,漫漫人生路还得靠我们自己的双腿跋涉前行。我们不能一味地奢求父母,永远是自己头上的一片天、脚下的一块地,他们终究会老去,或许还享受不到我们长大成人后的喜悦,就如我一样,父亲没吃过的菜我吃过、父亲没喝过的酒我喝过、父亲没抽过的烟我抽过……父亲没见过电视,不知道播音员与社员有什么区别,更无法想象我还能随着看不见的电波,走进千家万户,我多想和他有所分享,可是“亲不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