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伙,楚昭直呼好家伙,看起来夫子们的下班生活实在是非常的多姿多彩、强身健体。
她凝神望去,阳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庭院内,青天白日之下,一群平时在外头人模人样的夫子袖子也摞起来了,领口也扯散了,鞋也少了几只,估摸着是打算文斗不行上武斗了。
人群正中央的大儒淳于越一身深色长袍看着最是整齐,他伸手正了正刚刚被打歪的冠帽,用看野蛮人的不屑眼神打量着对面的邓陵尚。
“仁、义、礼、智,此乃国之基石,无此则乱。”淳于越手中握着的竹简随着他的话不停敲击桌面,颇有种斩钉截铁、我说的话就是真理的坚定意味。
爱有差等,人生在世,顶顶重要的仁爱是从对自己最有恩德的父母开始,然后才能逐渐向外推展,爱亲人、爱他人、爱世间万物。
但这种爱并不是无差别的,而是根据亲疏远近、身份等级来加以区分的。唯有人人都恪守自己的身份,对人人的爱都谨守身份关系,这个世道才不会乱。这也就是儒家所推崇的礼。
他声音洪亮地说,“墨家所言兼爱,岂非抹杀亲疏之别,混淆是非之辨?”你要平等的爱,可是人与人的亲疏远近、身份关系本就是不一样的,凭什么平等?
邓陵尚一身简朴的短褐穿结,声如洪钟,蒲扇大的巴掌可劲儿拍着桌案,那飞出去的布鞋也是他的。他横眉道:“兼爱非攻,方为大道。儒家所言之仁爱,终有亲疏厚薄,岂能均平天下?且战争之祸,多由此起。”
他说着,双手不住挥动,似是想起了诸多百姓家破人亡、被迫卖身为奴的惨状,想起了数百年的战争,脸上露出深深的忧虑。
楚昭听明白了,两家争起来表面上是为了厚葬薄葬之说,根本原因是两家学说的思想体系就不同。
儒家站在贵族阶级这边,认为要让天下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身份生活,恪守本分,各安其分。你是贵族就好好地当贵族,是农民就好好地当农民,是当儿子的就好好当儿子。
他们为此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标准,称之为礼,希望通过全民对这种礼的共同尊崇,形成强大的人心惯性,进而维护社会秩序。
而厚葬就是强化这种礼的重要手段,或者用楚昭的话说是在追求一种仪式感,通过仪式感来强化孝的权威观念。
当人人都如此,你不如此,那就是你有问题——人,总是下意识追求与其他人表现得一样、并抱团排挤一切异端的。封建礼教就是在利用这种趋同排异的心理发挥强大的纠错机制,以最小的行政管理成本实现最有效的管理。
这一套比起法家可稳定先进太多了,法家还需要依靠大量的官吏瞪大了眼睛、扯着嗓子喊法律规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儒家直接出手塑造黔首的三观,把礼教规定与道德品质串联起来,你看你身边人都孝顺都忠君,你敢不嘛,你爹娘都这样,你当孩子的敢不吗?
这一套在维持稳定性上太强了,强到
封建王朝怎么更新换代都没法抛弃这一套,于是孔子成了至圣先师,谁家的皇帝来了都得给孔子后代封个衍圣公,可谓是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孔家。
到了封建王朝后期,礼教这一套更是强大到疯魔。比如最经典的寡妇再嫁,哪个皇帝不知道人口最重要,怎么看都应当鼓励寡妇再嫁,迅速恢复、增加人口才对,可贞洁的说法在夫为妻纲之下,莫名混成了礼教一环。
结果朝廷也只能顺水推舟,发什么贞洁牌坊,对民间各种浸猪笼、望门寡等虐待妇女的发明视而不见。
眼下的儒家还没经董仲舒等人之手改良到后世那套超级稳定统治工具状态,所以各家学说还能跟他碰一碰,比如跟儒家浑身上下哪哪都合不来的墨家。
墨家的政治思想眼下虽然比较朴素不切实际,却代表了广大“农与工肆之人”的普遍愿望,跟数千年来农民起义喊出的“天补均平”“不纳粮”如出一辙,他们只想要自己过得好一些,轻松一些,平等一些。
楚昭内心:要不是眼下生产力太落后不允许,一不小心容易步王莽的后尘,她是真想一力抬墨家啊,这毕竟是她目前接触下来最接近理想的学说。
她盘算归她盘算,场中的争执还在继续。
淳于越面红耳赤地争辩道:“夫子之道,乃千古不变之真理。墨家所言,岂能与此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