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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章 良知（第3页）

而从此以后，姜星火左手是“细胞物质论”的本体论，右手是“致良知（或者说实践出真理）”的心性论，就完整地构筑出了自己的物质一元论的哲学大厦。

在此基础上，姜星火用实学进行社会建设，用科学培养工业革命所需的人才。…。

如此一来，相当于从指导思想到实践方法，从本体论到心性论，就都齐全了。

而有了姜星火这套完整理论的指导，世风、学风这些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姜星火继续补充道：“先天之知与天理不同，虽然是真理，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因为其属于认识范畴，不能等同于物质的客观实在，但在内容上客观的，检验‘致良知’效果的唯一方法，就是其客观的社会实践。”

实际上，过去以宋儒为代表的理学家们，总喜欢搞“致知在于格物”这套，认为要达到致知的目的，必须要从格物开始，而姜星火则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致知在于正心”，也就是人们在道德的反思中，清除过分的物欲和邪念，从而让被昏蔽的“良知”恢复。

“实践，倒是个有趣的说法。”

曹端对此很感兴趣，他又问道：“那致良知的实践之法，国师可否讲的清楚一些？”

“自然可以，不过应该跟你们过去学的不太一样。”

“哦？哪里不一样？”

胡季犛饶有兴趣的问道。

他也不是一般人，自幼饱读诗书，学富五车，而且以德行被人所称道，后期算司马懿，前期在安南算是类似于王莽的角色。

所以德行这块，胡季犛还是有点发言权的。

“致良知的实践之法，共有三步。”

实际上，姜星火既然能提出这套与物质世界一元论配套的心性论，就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致良知”是心学的大杀器，但同样也有弊端，姜星火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规避掉弊端。

这是有充分历史经验的，因为心学在王阳明去世后，主要以王畿、王艮两派为主，而这两派因为没有统一的方法论，所以都走歪了。

其中的一派，走入了佛家的心性论，成了狂禅派，就是渐中王畿一派，他们主张“良知当下圆成，更不须用消欲工夫，不须防检与穷索，取顿悟而入，即本体更是工夫，而天机常运，虽有欲念一觉便化”，把良知当作佛性看，主张顿悟，没有切实的方法论，最终越走越歪。

而另一派，则开始迫近魏晋玄学的心性论，成了清谈派，也就是泰州王艮一派，他们从日用见在处指点良知，谓良知为天然率性、吃饭穿衣、饥食渴饮、冬装夏葛，泰州学派把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一切樊篱全部打破，其道德性遂缺失不足，行为怪诞，异议纷呈，所谓“上焉者习静谈玄以求顿悟，或作奇异之论以惊世骇俗；下焉者放荡恣肆，每出名教之外”便是如此，举止言谈多放荡不羁，只知清谈心性，不务实事。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里，良知作为本心的意味极其浓重，道德行为之发动、道德原则之制定皆导源于良知本体，而且王阳明认为世界万物以良知本心为灵明，通过主体对于一点良知的存养与扩充，可达至万物一体之境界。…。

也就是说，王阳明心学里的“致良知”跟姜星火的“致良知”还不太一样，姜星火只把“致良知”当做心性论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修养方法，而王阳明则是把“良知”纳入了本体论范畴，这跟姜星火的物质世界一元论是截然相反的。

因此，如果从心学本体论的视角来看，“良知即独知”，契证内赋予主体的良知，惟己独知，若无实地工夫来诠释此独知之本体，则本体将窒息于身体里同样，若无切实可靠的方法论来支撑这一本体的伸展，则必然沦为谈玄说妙的东西。

“良知即独知”这一命题，在理论上存在多种诠释可能，亦是流弊造成的根源之一。

所以，姜星火先设定了“先天之知”即是真理，而真理要通过实践来探求，也就是“致良知”这个方法论，从而完成了逻辑闭环，规避掉了王阳明心学的种种弊端。

而后，就是现在的事情，姜星火需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用来给普罗大众使用，教会他们如何用标准的步骤去“致良知”。

姜星火抬头望着天空，缓慢地说道：“其一，曰慎独。”

“慎独”一说，出自先秦儒学诸多经典，譬如《大学诚意》记载“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中庸首章》记载“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在先秦儒学的语境里，即主体在社会道德实践中，须时时刻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心态，即便是在隐微之处也不放松，要切实地做道德实践工夫。

汉代著名大儒郑玄在《中庸首章》处对慎独做了释义“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闲居者，独处也”，也就是说君子即使在独处之时，也应持守谨慎，这种释义有些字面意思的感觉了，少了几分微言大义的内涵。但在经学时代，儒者多着力于寻章摘句、考据训诂之类，于古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无所阐发，所以倒也没什么。

直到南宋时期，朱熹又对慎独做了新的解释，朱熹认为慎的意思应该跟郑玄解释的一样，但在独字上朱熹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在朱熹这里，独就有了独知（独自知道）的意思。

而姜星火做的解释则与朱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