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春终于停下烧材料的动作。端详他数秒,然后丢下文件拍拍手,起身走到一张桌子前。戈亚民的戎装上衣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上面,衣服上面放着军帽和皮带,旁边是军官证件、手铐、剧毒氰化钾、手表、车钥匙、钱夹、袖珍钢丝录音机、以及勃朗宁手枪。
全部都是从戈亚民身上搜出来的物件,黄春拿起其中的袖珍钢丝录音机,这种东西是战时稀缺的德国货,除了特务机关,民间很少使用。
他端详了一时,按下录音键放好,然后抱臂道:“老板有交代,松绑可以,但有三个条件,一,晚上换睡衣,我们少奶奶有洁癖,穿常衣不许上床!”
特务头子没有睁眼没有恼怒没有任何回应,连皱一下眉都没有。
“二,从盥洗室出来需要二次搜身!”
“三。”黄春说着三,把电话机子带线拉到戈亚民面前,“打电话。”
戈亚民这次睁开眼:“打哪里?”
“令堂黎女士,告知她:你已搞定西门音,请令堂撤销对西门音的跟踪监视,以免画蛇添足引起西门音的反感,从而让她对你的信任打折扣。”
“姓方的凭什么认为老子一定会照办?”
“不知道。”黄春说,“但阁下谋略过人,应该比我懂。”
戈亚民用目光剐他,黄春后背沁出汗,但还是维持着拿电话的姿势。
沉默片刻,戈亚民冷冷报出号码,黄春松了一口气,电话拨通,将话筒附过来,他不紧不慢地对那边复述。
挂电话时他母亲嘱咐说:“北地春迟,早晚注意多穿衣。”
显然没有察觉任何异样,更不知道他这通电话是被人挟制才拨的,哪怕戈母再神通广大,估计也绝算不到这一幕,毕竟在戈亚民29年的岁月中,向来只有他阴别人的份。
黄春收起话筒,剪断电话线,将电话机子扔进一只大口袋中,然后去桌上把从戈亚民身上搜到的东西悉数也扔进那只口袋,扫清战场才能给他松绑。
这间屋子,门是钢铸铁的材质,吊灯虽亮、床铺虽洁,但没有窗户,看不到外界,除了燃着火的西式壁炉和桌椅,屋内没有其他陈设,就连卫生间也没有一丁点具备杀伤力的物件。这是一间密室,但比重庆的渣滓洞看守所还严实。
特务出动,不论落入何等境地,必然先研究环境,但戈亚民双眸未启,仿佛已经了然。
这种镇定让黄春有点琢磨不透,虽然门外林家班守护,但上去松绑时也有些犹豫了。
心下回想对戈亚民之前所做的调查:黄埔系甲级优等,但军校以谋略为重,武力方面的课程不过是些擒拿散打的科目,学得再精,也无法和林家班这种正宗武行相提并论,加之手枪被卸,赤手空拳绝不占优势。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戈亚民才不浪费时间去端详环境,毕竟他从不做无用功。
最关键的是,三爷也有吩咐,等姓戈的清醒后就给他松绑,似乎完全不考虑他会动手。
“怎么,怕了?”
戈亚民闭着眼并不耽误洞察到身边人的状态。
黄春立刻回神,继续松绑,但心中却不着痕迹地提防着,毕竟这是个一等一的特务,真要逃总有的办法。不过他多心了,戈亚民并没有搞事情的打算,松绑后起身活动了活动手腕,目不斜视地出声道:“吴西园在哪?”
黄春观察了他一会,才放下心来,继续跨坐回凳子上烧材料,说:“中午的火车,现在大概快到天津卫了,随后南下换轮渡,到菲律宾包橡胶园,做小老板。”
“你们认识他多久?”
“一礼拜吧。”
戈亚民系着军衬衣袖扣的动作停住了:“他不可能叛变!”
黄春冷笑,说:“我也好奇啊,所以送他下山的路上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他怎么答复的吗?”
黄春慢条斯理地将文件一本一本丢进火中,说:“他给我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抗战期间,国府高官私吞前线救命物资到黑市上出售的故事,一个是抗战胜利这半年‘五子登科’的故事。”
五子登科是眼下无人不知的现象,抗战胜利后,国府向各大城市派出大员接收敌伪物资,没想到这成了大员们发横财的机会,他们的所作所为,被民众讥讽为“五子登科”,即抢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
“你说,在这种贪腐面前,信仰值几个铜子儿。而且我们给的多,只要足够多,不用认识一礼拜,一小时就够了。”
戈亚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这时海东抱着一沓材料进来了。
“哎,醒了?”海东道。
“醒了。”黄春说,“东哥你烧吧,我出去抽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