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多年前我写了一本《汉画故事》,是为汉画像石的艺术鉴赏所作的铺垫。因为相距的年代太久远了,画像石中的一些人与事已经陌生,需要对其背景和具体内容做些解释。十多年来,有不少朋友和读者,向我提出问题或要求,我对此做了修改、调整和补充。
记得1983年,在贵阳研讨民间美术,我曾提出“两种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三个渠道”。所谓“两种文化”就是民间的和文人的;传统文化的“三个渠道”,就是宫廷的、文人的和民间的。当时,王朝闻先生很赞成这种提法,以为符合历史的规律,并主张加进“宗教艺术”。这样,就形成了后来所提的传统文化的“四个渠道”。
从历史的进程看,随着社会的分化,文化和艺术也出现了不同的需要。民间艺术形式多样,风格淳朴,自然成为其他艺术吸取营养和上升的基础。但是,当文人艺术的“高雅”发展成一种流风时,又会出现“倒流”。记得以前江西民窑烧制的蓝花碗,画些不明其状的流动线条,还写上“八大山人”。其实制作者并不了解是什么意思,不过他们是否知其所以然并不重要。
汉画像石的发展起于民间,但又直接受到上层社会的影响,诸如厚葬之风,生活的铺张,由汉初的黄老思想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表孝心与“举孝廉”的结合等。据考证,当时的高层统治者死后是不用画像石的,封建社会的帝王、诸侯和郡主的墓葬中,多是显赫的壁画和贵重的棺椁,还未见有画像石。凡有画像石的墓葬,主要是中层官员和富裕人家。山东嘉祥武氏祠可谓典型。当年的“武家林”,从石阙到四座墓葬,并不铺张豪华,只是立在地面上的墓碑和祠堂。四个墓主人,祖孙三代,武梁是个儒生,另外三人都是孝廉,有一个做了敦煌的地方官,史籍均未刊载。
不是太显赫,却又很突出。这也是画像石的社会身份和物质基础,因为它居于社会的中层,人多量大,便很快发展起来,密布于山东、河南、四川和苏北、皖北、陕北等地,以及山西、河北、浙江等部分地区。既有大型的石刻建筑,又有部分的墓门、石柱和嵌石等。在艺术上也是如此,既有带程式化的石刻,如某种仪式,也有独特的艺术创造,意象万千。
镌刻画像石的艺人,很可能以师徒组成行业班子。任务有轻有重,有精有粗。自古以来,口传身授的师徒制,不但艺人的技巧参差不齐,艺术的学养更是难以提升。即使表现上层社会和士人活动,也只是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习惯使用的艺术形式,就像漫画家的构想或童稚的想象,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趣味。
譬如在画像中表现“孔子见老子”。孔子是儒家的代表,老子是道家的代表。当时的孔子正在壮年,还不到四十岁,老子已是管理周室文档的老者。所以这个题材也称“孔子问礼”,即向前辈请教过去的礼节。到了汉代,儒家思想被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之后,为了表现孔子谦虚好学,不但有“孔子见老子”,并且在两人之间还夹杂着一个推着玩具鸠车的七岁的孩子。这孩子叫项橐,孔子曾说向孩子学习,表示谦虚,与老子没有任何关系。
古人重礼。初见尊长时要送礼物,所谓“男贽”,即“大者玉帛,小者禽鸟”。孔子见老子,带了一只雁。石刻画像的艺人可能不甚了解,便刻了一只鸟放在袖子里,待见面时举手作揖,小鸟也探出头来,引得外边的鸟儿围拢过来,有三只鸟在两人之间相聚。
最有趣的是子路的形象。他是孔子的学生,性格直爽,有勇力,后世竟以他作为勇士的代称。据说为了表现威武,他喜欢将一根公鸡毛插在帽子上,腰间还挂一件雕刻的小猪。在画像石中,当孔子的弟子跟着老师排列成行时,唯独子路做出武者的姿态,与众不同。有的将帽子上那根鸡毛,刻成了一只大公鸡,腰上挂的那个雕刻的小猪,变成了一头真猪。他伸腿扬臂,大喊大叫,像是一个毫无忌惮的人。
有人说画像石是一种丧葬文化,我以为太表面了。当然,不能否认它所在的环境,但应了解当时人的思想意识——用现在的话说是迷信。按照灵魂不灭的观点,人死了是人走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画像石所构建的,是把所有的好的事物都表现出来,是为了他在那边生活得幸福美满,不会寂寞、孤单、吃苦。多么善良的人啊!一种不存在的假想,却是美好的思想。当科学化解了迷信的时候,真不知它会留下什么。
画像石在墓中都是分散的。如果我们在欣赏时能将其归总、分类,了解、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和艺术处理的特点,便会认识汉代的各种人与事。它是刻在石头上的一个朝代。
2018年清明节后写于石头城之龙江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