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话剧社做过一段时间的场工,工资不算多,一天只有60块,基本上要呆满12个小时,随时待命,不过他也不在乎,本身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后来又经工友介绍,去外面接了些搭台、拆台的活计,更累,但是挣得也更多。
他们一行人常常蹲在商场外面,等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走净了,等橱窗里的辉煌灯光熄灭了,才像牲口一样把重货抗上背,呼哧呼哧地搬进货梯。
空无一人的商场,他开缝的胶鞋,踩在光可鉴人的大理石砖上。
这座城市的繁华不是给他的,但是城市的繁华,却有一部分是他给的。
想到这里,徐庆利得意地笑了,左脸的疤痕也跟着扭,倒影在对过儿时装店的玻璃门上,也冲着他笑。
在剧院干的久了,老板也十分赏识他的人品,想要给他转正,如此一来,待遇能更高些,听说还可以包住宿,徐庆利自然开心,可是当他听到要上交身份证,统一登记的时候,他蔫了,慌忙摆摆手,拒绝了好意。
转过脸来的周一,他结过工钱,没跟任何人打过招呼,跑了。
一个星期后,他寻到了一处工地。
城市发展蓬勃,林立高楼拔地而起,源源不断的新项目等着推进,一摞摞的绘图纸等着落地,大小工地眼下正是缺人的时候。
所以,当徐庆利顶着脸上的疤站在那时,招工的没有多问。
在这干活的,谁还没点过去?谁还没吃过点生活的苦头呢?
要是真细问起来,一个个的,都有故事,各有难处,他懒得去问,他无暇惦念众生皆苦,他脑子里只记得逼近的工期。
于是咂咂嘴,上下扫量,好在这小伙子肌肉紧绷,一看就是干活的料。谈好价格,便丢给他一顶黄帽,喊过来一个老工领着,带着四处转转,学学规矩。
徐庆利没什么技能,能做的也就是最苦最累的工种。
要么是钢筋工,肩扛人抬地搬运钢条,常常一整天蹲在日头底下,用手绑扎钢筋下料,脊背胳膊暴晒在外,通红开裂。
这工作没有技术,只讲吃苦,同一个姿势,伏下腰,一蹲一天。腰疼腿麻早已是家常便饭,他最初干时,隔日便腰腿酸胀地下不了地,不过,慢慢也就习惯了。
有时候也做水泥搬运工。背上扛起水泥,两头运送,一包100斤,只给5毛钱,挣多挣少,全看个人出不出息,能不能撑得住。
徐庆利是最会把血汗换成铜钱的,一天下来,搬个600到800包不成问题。
人就是这样,没逼到那份上,总以为自己扛不住,可要是苦难真兜头砸下来,打掉牙齿和血吞,自然也就忍住了。
早上6点开工,晚上7点收工,等熬过了第一个月,徐庆利渐渐也跟上了,甚至找到了一丝自由。
毕竟干完一天的苦力,大多数人累得倒头便睡,没人会对他的伤疤感兴趣。
更何况这里地广人杂,三教九流的都有,每个人自顾不暇,谁会去管他这个闷油瓶呢?
这天午后,在捆了几十条钢筋后,徐庆利忽然犯了烟瘾。
他趁人不注意,找了个背阴的地方,想去来一根。
结果,刚绕到围墙根上,远远就看着个中年汉子,后背洇出汗渍,正蹲在地上,呜呜地哭。
这男人他见过几次,干活卖力,话也不多,几乎从不跟人打交道,每天只是低着头搬砖。
不知为何,他从心底生出一股亲近,竟走上去搭话,连自己也吓了一跳。
“兄弟,怎么了?”
那个男人并未理他,止了声,手背揩去脸上的泪。
“活不下去了?”
依然不言语。
“呵,谁不是呢。”他笑笑,抽出根烟递过去,男人一愣,伸手接过,叼在嘴上。
两人并排蹲着,各自吞云吐雾,谁也不再开口。
直到香烟燃尽,那个男人报上了名字,声音粗粝沙哑,就像他手上的茧。
“曹小军。”
徐庆利无声念叨着这个名字,然后在地上碾灭烟头,眯起眼睛,笑了笑。
“我叫倪向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