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暑假的时候,她失去了她的父亲,她一个人既要安抚母亲的情绪,又要应付村里来吊唁的亲朋好友。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我的热情没有收到回复。
我嘲讽自己不自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随后便渐渐少了联络。
寒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蕾主动联系了我,她问我,什么时候回学校,一起吧。
我看着那条短信笑的像个傻子,觉得这两毛钱一条的短信是她主动发给我的,她肯为了我花两毛钱,那我们就还有可能。
为此,我特意跑到火车站,排了老长的队,退了之前的卧铺,又买了一张和小蕾同一天的硬座票,还特意让工作人员给我选了个靠窗的位置,万一要跟小蕾旁边的人换座位,靠窗的位置更有话语权。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小蕾的票是三连坐的靠过道的位置,中间是一个胖大姐,靠窗是一个中年大哥,他俩并排一坐,就只剩下半个位置了。
小蕾尴尬的笑着,说大姐你能不能往里坐坐。
大姐豪爽的笑着,“再往里,就坐大哥身上了!”
我赶紧把小蕾的行李箱放到行李架上,又掏出票给那位大姐看,“不然咱俩换一下吧,我的座位靠窗,两人位的!”
大姐看看我,又看看小蕾,了然于心。
替大姐帮行李换到另一节车厢,我便顺理成章的坐到了小蕾旁边,将小蕾和那位中年大哥隔开。
小蕾礼貌的跟我说谢谢,我心猿意马的笑着。
从我们县到北京,足足26个小时的硬座,跨过了一天一夜,我感觉自己坐的屁股发疼,双脚肿胀。
可是我没有觉得辛苦,只盼着火车能慢一点开,最好坏在路上。
凌晨的火车更加熬人,旅途的疲惫让人精神恍惚,车厢里白亮的灯光又晃的双眼发木,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嘈杂的声音令人心烦意乱。
我看着小蕾,她已经很累了,双眼闭着,一会儿往外倒,一会儿往里倒。
她座位边上站了个大妈,用胳膊撑着座椅,把头靠在手上小憩。
这样就使得小蕾每次往外倒的时候,脑袋都撞到那位大妈的肘子上,撞得生疼。这样反复几次后,她便潜意识的往里倒。
我小心翼翼的往外坐,好让自己肩膀的高度刚好和小蕾的脖子齐平,这样小蕾在倒过来的时候就能刚刚好靠在我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