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神经质地按揉手肘,好像科斯塔的手指还在那里似的。安东尼奥从来不喜欢碰触,倒不至于尖叫着逃跑,但也足够让他焦虑好一阵。临近毕业时,教务长曾经私下评价他“不适合布道,没什么别的好说了”,安东尼奥是意外从另一位神父嘴里听说的,后者自感难堪,隔天过来道歉,但安东尼奥并不觉得受到冒犯,他实际上同意教务长的看法。安东尼奥·佩里格里尼去神学院的理由,和他来纽约的理由一模一样:一场缓慢的、持续的躲藏之旅。用他父亲的话来说,是“退缩”,像鼹鼠往下挖洞,越过树根,越过不规则的岩石,越过地下湖,直至在听不见人声的黑暗处蜷缩起来。安东尼奥认为这是家庭生活引致的自然后果:他的父母都是新移民,父亲辗转从都灵来到旧金山的时候还不满十七岁,两年之后匆匆和一个在餐厅兼职的爱尔兰姑娘结了婚,婚后不到五个月就生下了安东尼奥的哥哥。有了一点积蓄之后,这对年轻夫妇补上了拖延两年的蜜月旅行,不久之后有了第二个儿子。第三次怀孕之后,两人都同意,女儿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但天主显然有不同的看法。1908年,安东尼奥降生在厨房地板上。佩里格里尼一家六口挤在餐馆楼上的狭窄公寓里,长兄率先出逃,在本地堂区的资助下读完学位,随即去了罗马。二哥在汽车装配厂找到工作,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就搬走了。唯一的姐姐嫁给兽医,搬到帕萨迪纳。安东尼奥整个少年时代都在苦苦等候属于他的逃脱机会。纽约原本只是跳板,只待一年,然后他就出发去梵蒂冈,那里有一份助理图书馆员的工作等着他,哥哥为他找来的,并非长期工作,但安东尼奥希望在罗马安顿下来之后,会有别的机会出现,也许凭借天主眷顾,别的档案馆某天会突然需要一个会英语、意大利语和希伯来语的沉默美国人。在不见天日的档案室里,安东尼奥终于能找到他的鼹鼠洞,在里面度过余生。现实是,到纽约的第二个月,战争撕裂了欧洲,一切都搁置下来。车停在门前。安东尼奥低声道谢,不管司机有没有听见,下车,两步跨上台阶。克莱门神父想必特意吩咐留一个人在门厅守候,因为安东尼奥还没碰到电铃,门就开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过他的外套,示意他直接上楼去克莱门神父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咖啡和录音机,没有克莱门神父。坐在沙发上的是布伦南主教,正借助老花镜低头阅读摊开在肥厚大腿上的一份文件。鲜红腰带紧紧绷在肚皮上,令枢机主教整个人看起来像码头上用绳子捆扎好的雪利酒桶。“痴肥”,马可几天前的评价忽然跳进脑子里,安东尼奥把这个词推回脑后,清了清喉咙。主教抬起头,把文件推到一边,摘掉眼镜:“啊,佩里格里尼神父。”安东尼奥低下头,看着地毯:“阁下。”“见到我们的朋友了?”“是的,阁下。他给出了数额。”“多少?”“两万五千,阁下。而且他要求收到小额——”“可以,可以。”布伦南主教扬了扬手,戒指在灯光下短暂闪烁,“不要告诉我细节。你全权负责这件事。钱和其他任何你需要的东西,克莱门神父都会安排好。口头告知,不要列清单。任何书面痕迹都不能留下。”“我明白,阁下。”“谢谢你,佩里格里尼神父。”“我的荣幸。”“坐下,安东尼奥,咖啡要多少糖?”他犹豫了一会,没有预料到称呼的突然变换,更不想要咖啡。主教艰难地从沙发一边挪到另一边,从大壶里倒出咖啡,揭开糖罐,看着他。安东尼奥把靠背椅从办公桌旁边拉过来,坐下:“两颗方糖,谢谢,阁下。”两颗方糖掉进半凉的咖啡里。安东尼奥接过杯子,抿了一口。“你的哥哥还好吗?你们有互相写信,是吗?”“他——我们上一次通信是一年前的事了,后来邮船就不再去欧洲,现在就更不能了。他在上一封信里说一切都好,他住在梵蒂冈城内,我想应该比罗马安全一些。”“确实。城内暂时不受打扰,只是暂时,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情况能延续下去。”主教把手搭到鼓胀的肚子上,“你肯定十分想念你的兄弟,安东尼奥。在这一点上,教会能帮上忙,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你的信放进外交邮袋,请大使转交。”咖啡尝起来像泥土和烤焦树皮混合物,但安东尼奥还是多喝了一口,拉长思考时间。不能把布伦南主教的提议理解为善意,一个人仅靠善意是当不上红衣主教的。而且他十分确定要是长兄不在梵蒂冈,主教绝不会关心他是否想念任何人。唯一的解释是美国天主教会,又或者,临时委托人罗斯福,有话想对梵蒂冈说,但又不想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这么做。为什么?想说什么?不想让谁知道?不想冒犯什么人?或者什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