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儿,我们试试。”顾红星说,“主要这个受害人是1980年就到你们广州了。去年才开始推行身份证,所以我怀疑她连身份证都没有办。”
“只要她在广州使用的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籍贯,还是有希望找到的。”石大队说。
说话间,吉普车已经开进了广州市公安局的大院。
在石大队的带领下,顾红星和冯凯来到了刑警支队长的办公室。支队长姓廖,身材高大魁梧,和石大队一样热情好客。
双方寒暄后,顾红星就拿出了介绍信和协查函。
廖支队认真检查了介绍信和协查函之后,说:“在工厂车间里动手的话,影响太大,我的意思是,等他们下班以后,这个赵林回到了宿舍,咱们再动手,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也不急于这一时。”顾红星说道。
“你们打头阵,还是我们的人打头阵?”廖支队问。
“我来。”冯凯说道。
实际上,冯凯是担心当地警方认为这是个命案嫌疑人,动手的时候就会比较粗鲁。他还是陶亮的时候,就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本来使出五分力就能控制住嫌疑人,如果对方是命案逃犯,就得使出十分力。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吧。毕竟亡命之徒,是没有什么干不出来的。
“行,那等到下班时间,我们动手。”廖支队说道。
可能有了“命案逃犯”的帽子,广州市局对赵林的抓捕行动布置得十分周密。刑警支队一大队和辖区派出所各派出了五名干警。有的负责封锁工厂通道,有的负责周围警戒,有的则实施抓捕。
在下班铃声响起的时候,12名警察,穿着便服,都已经各自抵达了抓捕行动的指定位置。
冯凯知道,搞这么大阵仗,有点不必要了。不选择正面硬刚,而是用投毒陷阱的方式来杀人,足以说明赵林并不是一个会狂怒暴躁的人,而是一个心思很深的人。这样的人,在被捕的时候,是不会做出过多挣扎的。因为被抓的这一刻,他自己早就预料到了。
“目标已进入宿舍。”对讲机响了起来。
“动手。”作为抓捕行动总指挥的石大队下达了抓捕命令。
“等会儿,我先进去,你们再进去。”冯凯拿着石大队的对讲机说了一句,然后大摇大摆地向工厂宿舍里走去。
走到了宿舍楼二楼赵林的宿舍门口,冯凯阻止了准备踹门进入的刑警,而是敲了敲门。
冯凯身边的刑警很紧张,因为冯凯的这个动作,会让警觉性比常人高很多的命案逃犯跳窗逃走。虽然窗外也有刑警,但是逃犯从二楼跳下去,万一没跳好,摔死了,他们都是要负责任的。
冯凯见他们紧张的表情,不禁觉得好笑,他摇了摇手,示意他们不要紧张。
不一会儿,宿舍门开了,穿着背心、短裤的赵林站在门口。
见到门外的三四个彪形大汉,其中两个人手里还握着手枪,赵林并没有惊讶或者恐惧。
“等一下,我穿个衣服。”他很平静地放下手里的茶缸,在床边拿了一件短袖衬衫和一条长裤穿上,然后回到了宿舍门口,举起了自己的双手。这个情景,和冯凯设想的一模一样。这种设想来自他丰富的抓捕经验和平常对人的心理分析。
一名刑警收起手枪,从腰间摸出手铐,铐在了赵林的手腕上。
冯凯此时已经脱下了自己的短袖衬衫,把衣服裹在赵林的手腕上,目的是遮挡手铐。虽然赵林被几个彪形大汉夹着走出了厂区,谁都能看出是怎么回事,但冯凯依旧觉得,遮挡住手铐,是对赵林尊严的维护。
抓捕行动就这样平淡无奇地结束了。
被捕后的赵林接受了顾红星和冯凯的突击审讯。他完全没有抵赖,一五一十地把自己回老家后如何得知妻子被骚扰,如何怀恨在心,如何设计毒药陷阱,如何购买毒鼠强并用消炎药的胶囊包裹毒鼠强寄给葛和平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赵林说,自己的妻子对外人羞于说出事情的经过,和他却说得很详细。葛和平用对待潘丽一样的说辞和方法,骗赵林妻子脱掉了裤子。当时赵林的妻子和其他村民一样,都把葛和平当成“神仙”一样看待,认为在医生、“神仙”面前裸露,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为了治病嘛。可是当葛和平脱掉裤子发现自己不行,正在想方设法让自己行的时候,赵林的妻子才意识到葛和平想干什么,于是挣扎逃脱。
这个细节,成为赵林设计毒药陷阱的关键。
冯凯是怀着同情的心理审讯赵林的,他知道赵林这一举动,虽然让更多的人不再被骗,但他用的方法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方法,最终毁掉了他,也毁掉了他的家。
总算结束了这个令人心痛的审讯,因为顾红星和冯凯有其他工作要做,赵林只能被暂时羁押在广州市看守所。送去看守所的时候,冯凯还反复叮嘱看守所的同行,对赵林好一点。
叮嘱过后,冯凯放下心来,开始全心全意地和顾红星一起调查金苗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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