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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3页）

除了墓葬，墓区内还有三座马坑，分别埋有两匹马（M14）、两马一车（M27）和一马一人一狗（M30），马车造型和殷墟完全相同。这些马坑应当是某些高级墓的附属祭祀设施。

根据发掘报告，老牛坡的19座殉人墓共发现殉人97人，平均每座殉五人，殉十人以上的有三座。因为墓区被严重破坏，这个数字肯定有所缺失。另外，有个别尸骨是后人祭祀时埋进去的，所以称为人牲更合适。

在殷墟王陵外的商代遗址中，老牛坡四期墓葬的殉人比例算是比较高的。在殷墟，殉五人的墓葬已经属于非常高级的贵族。比如，发现铜羸人头的刘家庄北M1046“亚牌”墓，殉六人；滕州前掌大的史族薛国墓地，殉人最多的一座也是六人。本书猜测，因为关中是羌族人牲的主要来源，战俘和奴隶可能在这里的价值比较低，故而本地统治者可以多“消费”一些。

那么，是什么人破坏了老牛坡的商墓呢？毁墓者没有留下自己的信息，但发掘迹象显示，毁墓行为就发生在有些墓葬落成后不久。比如M29，规模不大，墓穴长3米，里面用木板搭成箱式椁，木椁虽已被彻底烧毁，但碳化的椁木保存得相对完整。椁能够被点燃和烧尽，说明当时墓室还很完整，尚未塌陷，否则椁木无法和空气充分接触而燃烧。再就是，在老牛坡墓区出土的随葬品中，器型最晚的属于商朝末期，之后，墓区就被废弃，再没有新墓葬，说明墓葬区被洗劫和废弃发生在商周两朝交替之际。

在《诗经?大雅?皇矣》中，周人对崇国的痛恨简直是切齿的，不仅借上帝之口讨伐，攻占之后还要把它彻底毁灭，所谓“是绝是忽"J这应该是他们被崇国统治数十年的一次愤怒大爆发，在这之前，周人虽然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但这种对同宗盟友的背叛应该让周人深有负罪之感，对商朝及崇国也就更是憎恨，必须彻底毁灭，不留孑遗。

不过，在《皇矣》的记载中，崇国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周人还动用了攻城车，但老牛坡迄今尚未发现城墙基址。这是文献和考古尚未对应之处；当然，遗址区西北侧还有较多未发掘区域，不排除以后有发现城墙基址的可能。

周邦的大学

除上述外，周原甲骨卜辞还记载了一些文王时期的扩张行动，比如“伐蜀”“克蜀”和“征巢”，但这些方国的位置还无法确定，研究者众说纷纭。比如，后来武王伐商，盟军中就有“蜀”（《尚书?牧誓》），说明此时蜀已被周人吸纳到同盟中，但到武王平定殷都周边地区时，征伐对象中又出现了“蜀”（《逸周书?世俘解》），这就不太好解释了，或许当时有重名的方国也说不准。

此外，卜辞中还有“楚子来”，可能是说南方的楚族在那时已经和周人建立了联系；还有“虫伯”，有学者认为它是崇侯虎的崇国，20但未必成立，因为在商朝的政治序列里，崇是商人血统的侯国，不能称为“伯”，按理说，周文王应当分得清这种区别。

攻灭崇国当年，文王在崇国境内的丰地营建了新都城，位于老牛坡遗址以西50公里处的洋河西侧。比起周原，丰京更容易控驭关中盆地，也更便于进攻东方的商朝。

征服多个方国后，周族人也就变成了统治阶级，被征服者缴纳的贡赋足以养活他们，故而也就可以从农牧业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一心

操练战争技能。

根据本书“大学与王子”一章，商王在殷都沮河边建有一座贵族“大学”，文王则加以模仿，在水滨建设了一座军事训练中心。显然文王父子认为，有必要对周族青年子弟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

周人的大学也叫“辟雍”或“灵台”。《诗经?灵台》载，这所大学建在“灵沼”地区，不仅有鹿鹿、白鸟，还有“鱼跃”，明显是水滨湿地环境。

王在灵囿，蹙鹿攸伏。蹙鹿濯濯，白鸟篙篙。王在灵沼，于物鱼跃。

周人以前居住的豳地和周原都不是多水地区，但要征服商朝，就必须适应黄河下游的湿地地貌。稍后，周武王又把都城扩建到洋水东侧的镐地，因丰镐两地距离很近，镐京就成了它们的总称。在周人的史诗里，镐京的大学是周族征服四方的起点。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西周建立后的铜器铭文显示，周天子经常和贵族子弟聚会，比如，在“大池”或“辟池”比赛射箭，甚至乘船射猎大雁。21这应当是在大学辟雍外面的水域。经过室外比赛选拔之后，再进入“射宫”进行决赛，最后的胜出者有资格参加天子举行的祭礼。22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

伯唐父鼎铭文拓片23

静箧铭文拓片，《集成》4273

这种通过射箭竞赛筛选祭祀者的做法，在西周似乎不太通行，到春秋就更失传了。它可能是文王时期的周族从商朝学来的，但只延续了很短的时间。

据殷墟丁组基址和花园庄东的“子”的甲骨卜辞，商代的大学有用人牲进行射猎和搏杀训练，颇有危险性，也会有一定的淘汰率。但周人似乎从未有过这种记录。

攻占崇国后的第二年，文王去世。史书中关于他“受命”称王的时间，有七到十年的不同记载；而倘若加上之前担任周族族长的时间，则有约五十年。在世时，文王已经立次子周发为继承人，继位后，周发自定尊号为“武王”。

文王留给儿子的，是一个和十年前完全不同的周邦，它已经占领整个关中，可能还有晋南和河南地区的一部分，此外还有若干个方国盟友以及隐藏在殷都宫廷里的纣王反对派。

但即便到此时，周邦和商朝也还没公然决裂，纣王也还在容忍，甚至是纵容这个西陲番邦的种种危险行径。孔子曾说，周邦已经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但还是臣服于殷商，这可以叫“至德”！（《论语?泰伯》）比孔子早两三代的晋国贵族韩厥则说，文王召集那些反叛商朝的国家一起去侍奉纣王，这是懂“权宜”。（《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这种怪异的商周关系，史书文献也并未提供更多的信息，倘若非要强行给出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我们大概也只能说：纣王的朝廷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能。

注释

1《汉书?五行志上》：“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颜师古注：“父师，即太师，殷之三公也。箕子，纣之诸父而为太师，故曰父师。”

2“令簇”铭文记载周成王（武王和邑姜之子）征伐山东地区，邑姜可能坐镇齐国并赏赐留守臣僚。参见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22页。

3李学勤：《试说青铜器铭文的吕王》，《文博》2010年第2期。

4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196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22页。

5陈梦家发现，甲骨卜辞里商人的上帝是冷漠、高高在上的，与人间保持着极大距离，”是自然的主宰，尚未赋以人格化的属性”。参见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4年，580页。这可能主要是帝乙改革之前的情况，从帝乙改革开始，商王也有了“帝”的身份元素，这从帝乙及其子帝辛（纣王）的名号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