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刘桓:《无敌鼎、般鼾与晚殷征人方之役》,《甲骨集史》,中华书局,2008年,
第95页。
91948年,学者曾对当时安阳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其中水牛骨数量
极多,在千头以上。参见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1949年。
10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滕州前掌大墓地》,文物出版社,2005年。有关该遗址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书,不再详注。
11这里的“薛伯”,学界一般释读成“潍伯”。但本书认为,根据拓本字形,应是水字旁加“薛”字。关于此铭文已有的释读成果,参见冯时《前掌大墓地出土铜器铭文汇释》,载《滕州前掌大墓地》(上册)。
12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图218。
13南京博物院:《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考古》1973年第2期。有关该遗址的基本信息及图片,未注明出处的,皆出自该文,不再详注。
14俞伟超:《铜山丘湾商代社祀遗迹的推定》,《考古》1973年第5期。
第二十三章姜太公与周方伯
美里囚禁结束之后,文王周昌一度靠易卦预测技能受到纣王的赏识,他在殷都的儿子们应该也颇为显赫。甚至,他可能就是在这里结识他的事业合伙人吕尚,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姜太公”的。
但是,随后发生的伯邑考被杀祭事件,成为商周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周族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灭商之路。
“姜太公”为何有很多名称
“姜太公”是商周之际的历史名人,辅佐文王和武王灭商,开创齐国,声名赫赫。但在史书的记载中,他的身份却很混乱,称呼也有很多,如吕尚和太公望,等等。这可能和当时的称谓习俗以及他本身过于复杂的经历都有关系。
先说知名度最高的“姜太公”,也就是姜尚。这是战国以后的人给他的称呼。姜是族姓,代表广义的族群,说明他是羌人。不过,按当时西土的习惯,族姓只能用于称呼女子,不能用于男子,所以“六经”里不会有姜尚、姬昌、姬发和姬旦等称呼。但在战国后,这些礼俗就被忘掉了。
姜尚,又叫吕尚,属于羌人中的一个吕氏部族。同一个族姓之内,会有许多个氏(氏族、部族),氏才是称呼男人用的,比如周文王家族,周就是他们的氏。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东海上人”和西土方向正相反。这很可能是因为西周建立之后,为了镇抚东部地区,吕尚被封到了山东地区的齐国,从而让司马迁产生了误解,以为吕尚的故乡在东方。
但另一方面,吕尚确实没有一直生活在西部,他的人生满是漂泊,这也让司马迁难以辨别真伪,于是记录下了好几种说法。
一说吕尚曾为商纣王服务,但看到纣王的种种不良行径后,很是失望,转而去西土。有一天,他在渭水之滨垂钓,因遇到周文王而受重用。文王说,“我家先君太公(文王祖父亶父)在世的时候,一直盼望可以有你这样的人振兴周邦”,所以,称吕尚为“太公望”,所谓“吾太公望子久矣”。这里的“太公”并非指吕尚,而是文王的祖父,只是后世将错就错,衍生出“姜太公”以及知名度较低的“吕望”这样的称呼。又据说,文王和武王都尊吕尚为师,所以他又被称为“师尚父”。在没有户籍制度的时代,经历复杂且身份切换多的人,通常名字也多,吕尚就是如此。
还有一种说法:吕尚本来在东海之滨隐居,文王周昌被纣王囚禁美里之后,散宜生和闵天久闻吕尚之名而召请其加盟周邦,一起营救周昌。吕尚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
但上述内容都属于战国说客故事的翻版,和商周之际的真实历史完全不同。在身份世袭的商周时代,不会有民间隐士而一举成为帝王师的,至少也要出自小酋长家族方有外出活动的资本。
但作为西部羌人,吕尚的身上却又有明显的商朝烙印。他的好几代子孙(齐国国君)采用的都是商人的命名方式一一“日名”,也就是以生日的天干命名:“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仅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史记?齐太公世家》)近年出土的一件春秋时期的“丰启作毕祖甲齐公尊彝”,乃齐侯“丰”纪念先祖“祖甲齐公”的青铜器。“祖甲齐公”就是吕尚,看来他自己的日名是甲,祖甲则是后人对他的尊称。
为周邦效力之后,吕尚提供了很多军事谋略,所谓:“太公佐周,实秉阴谋。”他显然是个“知商派”,不是西土部落环境能培养出来的人物。
从战国到秦汉,有不止一种文献提及,吕尚曾经在殷都当屠夫,有人说是屠牛,也有人说他只是“屠佐”,也就是屠夫的助手,地位更低。?不过,秦汉时人已不知殷都在何处,结果就写成了“朝歌”:“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盟津。”2
吕尚和文王周昌的初次见面,似乎发生在殷都的屠宰场。战国诗人屈原罗列各种古史传说,写成长诗《天问》,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质问:“师望在肆,(周)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翻译成白话是,吕尚在屠肆里挥刀宰杀,周昌是怎么认识他的?听到他的声音又为何欢喜?3
在人类的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往往和贱民身份相联系。结合吕尚的羌人出身,他可能本是羌人吕氏部落的首领之子,年轻时被俘获而作为人牲献给商朝(或许是青年周昌的战果)。但被送到殷都后,又由于某些偶然原因,吕尚侥幸逃脱了被献祭的命运,并被某个从事屠宰业的贱民族群接纳,然后娶妻生子。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后人的名字有明显的商人特征。
在《天问》里,吕尚是在一家个体经营的肉铺(肆)工作,但这是屈原根据战国社会情境的想象,商代殷都的屠宰场还不是这样。
殷都屠宰场的贱民
1986年,考古队在殷墟花园庄南地发掘出一个巨大的废弃骨料坑(H27),由此可一窥殷都屠夫们的生活。4H27在宫殿区西南方500米处,椭圆形,长约40米,最深处4米,由于部分被现代民房压住,故而无法发掘,估计总面积为550平方米。
坑内堆积的骨头约有30万块,绝大多数是牛骨,其余是猪骨、狗骨、鹿骨及人骨。骨头都是零碎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头骨、脊椎骨和盆骨较多,适合加工成骨器的肢骨和肋骨很少。
骨坑很大,表层有十几条车辙印,宽度在10—15厘米之间,有一对平行的双轮车辙,轮距1。5米,可能是一辆双辕牛车留下的,其余车辙都不平行,说明是独轮车。看来,当时的人应该是用手推车和畜力撤倾倒废骨的。
发掘者推测,大骨坑附近应当有一座屠宰场,剔出的骨头被分拣后,有用的送到骨器作坊,没用的则填埋到大坑里。
从坑内的陶片形制推断,倾倒骨头的时间跨殷墟三期和四期,大约从武乙到文丁、帝乙(纣王的父亲)的数十年时间。当然,这不代表到纣王时屠宰场就停工了,而只是说这座骨坑已被填满。但因骨坑紧挨着今花园庄村,目前还无法继续探测屠宰场的位置。